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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漢爭霸時期，項羽在垓下被重重包圍，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帶著八百多名麾下壯士趁夜色突圍而出，到達東城（今安徽定遠東南）時，項羽身邊只剩下二十八名拱衛(wèi)士兵。此時，漢軍的幾千追兵正疾馳而來。項羽命令眾人分頭走，并約好會合地點，然后揮刀沖向漢軍，砍殺出一條血路。當項羽最后來到烏江（在今安徽和縣東北四十里烏江浦）渡口，烏江亭長前來接應(yīng)，為其準備了一艘渡船，眼見追兵漸至，寡不敵眾，催促項羽趕緊上船過江，說道：“大王趕快上船吧，江東沃土千里，子民百萬，大王回去后可以重振旗鼓，招兵買馬，割據(jù)一方，徐圖再起?，F(xiàn)在就這一條船，再不走，就來不及了！”但項羽聽完亭長的話，靜默不語，面對滔滔江水，仰起頭嘆道：“想當初江東八千余名子弟追隨我征戰(zhàn)南北，如今卻只剩我孤身而返，就算江東父老對我并無怪罪之意，我又有何顏面再見到他們呢？”項羽最終拒絕了亭長的好意，將跟隨自己征戰(zhàn)五年戰(zhàn)馬牽了過來贈給亭長，轉(zhuǎn)身揮刀又向漢軍殺去，在烏江邊與漢軍戰(zhàn)至力竭，遍體鱗傷，最終拔劍自刎身亡，年僅三十一歲。這就是“無顏見江東父老”典故的由來。項羽“無顏見江東父老”的感慨后來作為成語流傳至今，被用于指自我慚愧無臉再見鄉(xiāng)親。由此國人現(xiàn)在經(jīng)常以“無顏見江東父老”的成語告誡背井離鄉(xiāng)的年輕人應(yīng)該在外發(fā)憤圖強打拼，否則混得灰頭土臉就可能無顏見父老鄉(xiāng)親。按照這種解釋，項羽之所以無顏見江東父老，是因為自己的失敗沒有臉面再見故人。明朝凌濛初《二刻拍案驚奇》卷三十七如是言：“程宰兄弟兩人是做折了本錢，怕歸來受人笑話，羞慚慘沮，無面目見江東父老，不思量還鄉(xiāng)去了?！边@種解釋其來有自，經(jīng)過代復(fù)一代的傳承已經(jīng)根深蒂固，成為通說，乃至不刊之論。是耶非耶，殊值深思。

　　歷史復(fù)盤：項羽的大起大落

　　這一幕歷史劇情還必須從頭說起。

　　在陳勝吳廣大澤鄉(xiāng)起義爆發(fā)后不久，隱居江蘇的項梁就帶著其侄子項羽在會稽起兵。項梁是曾為抵御秦國而力戰(zhàn)至死的楚國名將項燕之后，心存復(fù)國念想的楚人對這位名將頗為尊敬。在諸侯蜂起時，范增就曾向項梁說過“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民心所望。因此項梁在吳中一帶甚有威望自不足怪。項羽身材壯碩，膂力過人，早年間曾經(jīng)發(fā)下豪言：“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xué)，學(xué)萬人敵?！鼻厥蓟视螘?，項羽就曾膽大包天地宣稱“彼可取而代也”，磊磊有英雄氣。正是項羽具有領(lǐng)袖欲望，力能扛鼎，素為當?shù)啬贻p人所敬服，很多青年子弟都憚而服之，聽從驅(qū)遣。在項梁叔侄二人起兵伊始，吳中百姓紛紛響應(yīng)，平時與項羽來往的年輕人在其號召之下從四面八方聚集過來，形成“江東八千子弟兵”。這是西楚義軍的精銳主力部隊。項羽正是以這“八千子弟兵”為班底南征北戰(zhàn)，所當者破，所擊者服。在巨鹿之戰(zhàn)中，他引兵渡河，破釜沉舟，九戰(zhàn)連捷，大破章邯率領(lǐng)的秦軍主力，勇冠三軍，逐漸具備了一統(tǒng)天下的實力，被尊為“諸侯上將軍”。

　　秦亡后，割據(jù)一方的諸侯多達數(shù)十人，相與并爭，其中實力最強的即是身處漢中地區(qū)的漢王劉邦。在秦亡后不到三個月，劉邦就帶領(lǐng)部隊從關(guān)中開拔，在中原一帶與項羽屢次交鋒。雙方在此期間互有勝負，戰(zhàn)爭進入膠著之態(tài)，最終兩軍在廣武山附近僵持不下，以在鴻溝河協(xié)議簽訂宣告妥協(xié)告終。盟約達成后，項羽率軍轉(zhuǎn)回彭城準備休整，劉邦原本也打算班師咸陽，卻被張良所阻。張良為劉邦借籌謀劃方略，主張與項羽議和本為緩兵之計，不能就此善罷甘休，應(yīng)該立刻將韓信、彭越等人悉數(shù)召回合力圍攻項羽以圖霸業(yè)之基。劉邦一面讓張良去向韓信等人傳令集結(jié)，一面自己返轡引兵追擊項羽，在河南淮寧附近再度與項羽構(gòu)兵鏖戰(zhàn)。鑒于劉邦背信棄義，項羽毫不示弱地率軍就地展開反擊。起初，劉邦在項羽的強攻之下節(jié)節(jié)敗退，并在成皋遭到項羽圍困而兵勢岌岌可危。在危難之際，劉邦向韓信等人許以封侯拜相之諾，以期各路諸侯能夠全力以赴出兵相救。韓信等人被這種許諾所引誘紛紛率軍前來與劉邦會師夾擊項羽，恰值遠在咸陽的蕭何派人運來大量糧草，漢軍頓時聲勢大振，兵盛糧足。而此時項羽卻被燕王臧荼截斷糧道，形勢發(fā)生逆轉(zhuǎn)。項羽認為，漢軍雖說人多勢眾，卻只有駐扎垓下的韓信所部堪稱真正的威脅所在，只要集中力量將其一舉擊敗，其他各路諸侯必然不戰(zhàn)自退。項羽率軍直奔垓下，本以為是破局之良策，不料正中深諳兵法謀略的韓信誘敵深入之計。

　　漢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項羽十萬楚軍甫至垓下，即陷入韓信設(shè)下的十面埋伏之中，兵疲糧盡。入夜，張良以四面楚歌之計瓦解楚軍士氣，包括項伯在內(nèi)的諸多楚軍將士紛紛夤夜逃離楚營而倒戈降漢。曾經(jīng)叱咤風云的項羽面對眾叛親離的局面，慷慨悲涼地唱道：“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絕望的項羽只得帶著僅存的八百余名將士連夜向南突圍，復(fù)遭漢軍圍攻，渡過淮水后又誤入歧途，踏入一片沼澤地帶，狼狽不堪。有詩曰：霸王別姬《垓下歌》，歌聲悲壯虞姬和。至死不明為何敗，含淚驚呼天亡我。項羽為人剛愎自用，獨斷專行，在楚漢之爭中落敗而最終自刎并非“天之亡我”，而是“我之亡我”，是自己一系列的謬計將自己送上絕路，卻至死不悟，令人可悲可嘆！

　　按諸地望，所謂“江東”應(yīng)該是指長江以東地區(qū)。長江自西向東而流的過程中在蕪湖、南京間作西南南、東北北流向，因而有一個明顯的轉(zhuǎn)折。中國古人從北方中原之地前往如今的江浙皖等地，往往選擇從這一段渡江而過。漸漸地，古人就將這一段南北走向的長江之東稱為“江東”，與“江西”的概念相對。中國古人的空間觀念是立足于中原的位置從北往南來看，東在左，西在右，故又稱江東為江左，稱江西為江右。徐霞客《江右游日記》寫的就是江西?！敖瓥|父老”的成語典故應(yīng)該出自安徽江東地區(qū)的蕪湖到馬鞍山一帶，故而別稱為“江城”的蕪湖素有“江東名邑”“吳楚名區(qū)”的美譽。安徽和縣迄今仍有紀念項羽的霸王祠。在“江東”一詞盛行的秦漢時期，當時與此并行不悖的另一概念“江南”是對長江中下游河道以南、南嶺以北廣大地區(qū)的泛稱。江南的范圍贏縮變易，有時也往往包括江東。江東的概念區(qū)域也時有廣狹大小之分，可以指以蕪湖為軸心的長江下游南岸地區(qū)，即今蘇南、浙江及皖南部分地區(qū)。隋唐以前，習慣上稱長江下游北岸淮水以南為江西，有時又稱長江以北包括中原地區(qū)在內(nèi)為江西。

    歷史聚訟：項羽不肯過江的原因

　　項羽在秦末的風云激蕩年代，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被認為表現(xiàn)出一種狂飆式的青年精神。在項羽兵敗身臨烏江時，僅一江之隔，即成生死之界，僅一念之間，即成存亡之抉。關(guān)于項羽不肯渡江的原因一直困擾著后人，有多種多樣的解讀。

　　第一種也是影響最大的解讀是“羞見江東父老”說，認為項羽雖窮途末路，但臉皮薄，怕丟面子，仍不失壯士尊嚴，因為英雄一世卻沒能戰(zhàn)勝自己的自尊心，以至于放棄了一線生機。這種解讀最直接的依據(jù)就是司馬遷在《史記·項羽本紀》中記述這段歷史的原話：“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 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 縱彼不言，籍獨不愧于心乎？’”

　　第二種解釋，項羽不過江東乃因為虞姬已死，是因為“虞姬死而子弟散”心生羞愧。李介立，名寄，是徐霞客的三子，因母周氏原為徐霞客侍妾，方孕而被正妻所逐嫡嫁，自幼育于李氏，故冒姓李而名寄，對《徐霞客游記》的整理和出版貢獻良多，著有《歷代兵鑒》一書。其在清順治十四年（1657年）所作的《過靈璧吊虞美人墓》一詩中如此寫道：“吾知烏江刎，定為姬所激。不然渡江東，猶是王一國?！币籽灾椨鸹蛟S不想自殺，而是虞姬率先用激將法自刎，導(dǎo)致項羽最終不肯過江，拔劍自刎。但管見以為，這種說法論據(jù)不足，且與《史記》上的記載存在矛盾，否則項羽自刎就應(yīng)該旋即發(fā)生在霸王別姬的軍帳。

　　第三種解讀，源自著名南宋女詞人李清照的《夏日絕句》中“生當作人杰，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崩钋逭盏脑娮髅麣夂艽?，字字珠璣，曉暢俊雅，開篇先聲奪人，直抒胸臆地贊揚項羽寧可壯烈地死去而絕不忍辱偷生的悲壯情懷，謳歌項羽生死都不失為蓋世英雄的氣魄。這不啻是詞人的一種獨到之見，但作者是借古喻今，以他人之酒澆自己心頭之愁，并非真正探尋歷史原因，并非歷史解釋而是歷史詮釋，是將歷史與現(xiàn)實聯(lián)系起來，借項羽的豪氣干云壯烈精神諷刺和抨擊南宋朝廷偏安江左的無能懦弱。反對者認為項羽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其“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的個性弱點，此人是只知用武不諳計謀的匹夫而已，不足如此美化揄揚為頂天立地的“生杰”“鬼雄”。

　　第四種比較有影響的解讀是南宋初期著名的文學(xué)家和理學(xué)家劉子翚在《屏山全集》卷四中提出的“疑亭長有詐”說。劉子翚，被時人稱為屏山先生，是朱熹研習理學(xué)的啟蒙之師，對朱熹思想的形成影響甚巨。劉子翚的史論《漢書雜論》（上、下）見識高卓，但長期以來被學(xué)界所忽視。其思維方式表現(xiàn)為采取讀書得間的傳統(tǒng)治學(xué)方法秉燭洞幽，尋繹符合邏輯的線索，以期做出突破前人思維定勢而符合歷史真實的結(jié)論，表現(xiàn)出獨具只眼的史識。劉子翚這樣寫道：世人一直相信《史記》中項羽的表白真的就是其拒渡烏江的原因，但這無法解釋項羽自至江邊的舉動。當時漢軍正重金懸賞項羽的項上人頭，項羽按照司馬遷的說法本身“欲東渡烏江”，但不敢貿(mào)然相信亭長而中途改變主意，因為“亭長之言甚甘，羽疑其欺己也。羽意謂丈夫途窮，寧戰(zhàn)死不忍為亭長所執(zhí)，故托以江東父老之言為解爾?！眲⑹系牧⒄撟C據(jù)是，項羽“所以去垓下者，猶冀得脫也。乃為田父所紿，陷于大澤，羽知人心不與己，安知亭長不出田父之計哉？ 此羽所以戰(zhàn)死也”。這種解讀將項羽臨時決定不渡江的原因是由于自己剛剛中了田父之計而心有余悸不愿再誤上“賊船”而被縛。不過，劉子翚在這里的解讀忽略了《史記》中留騅報德的細節(jié)。項羽對亭長說：“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表椨鸸鎽岩赏らL有詐，就不會把心愛的坐騎烏騅馬相贈。此外，項羽長期生活在水鄉(xiāng)澤國，沒有史料表明其不會駕船，即便擔心為亭長所執(zhí)縛獻，完全可以殺人奪船而渡。據(jù)此，“疑亭長有詐”說恐不足為訓(xùn)。

　　第五種解讀認為，退一步海闊天空，項羽渡過烏江也許有可興之機，但其本人襟懷不夠開闊，能勝不能敗，兵敗后即心灰意冷，自暴自棄，缺乏臥薪嘗膽的毅力，不能忍一時之辱，只能做一時的“霸王”而稱不上真正的“人杰”。持論者甚至做出假設(shè)，勝敗乃兵家常事。在逐鹿中原的較量中，最終鹿死誰手在當時也未必就可以成為定論。項羽設(shè)若遇敗不餒，逞一時之勇，過江后秣馬厲兵，或許能夠死里求活，卷土重來而名垂青史。這種解讀以唐朝杜牧《題烏江亭》最為明顯，其詩曰：“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边@首詠史詩是杜牧在開成四年（839年）由宣州赴京途經(jīng)和州烏江亭時所寫，詠史發(fā)論，雄姿英發(fā)，別出新解，不落窠臼。杜牧本人就意求高絕，即被評論者所說的喜歡反說其事，好異于人而叛于理。細究杜牧的奇警詩意，其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現(xiàn)實背景，隱含著對晚唐式微之局面振衰起敝的期許，“用翻案法，跌入一層，正意益醒”。但杜牧的這種解讀屬于純粹的浪漫想象，歷史不容如此憑借主觀之見虛構(gòu)式改寫。其解釋的缺陷仍然在于凌空蹈虛，基于人的性格等泛泛而論，并未真正走進歷史的深處。

　　第六種解讀認為，昔日的崛起的根據(jù)地物是人非，民心懈散，當時江東之地也不復(fù)是項羽的所能棲身的地盤。究之實際，項羽敗局已定，已經(jīng)不能而并非不肯回到江東。王安石在《烏江亭》針鋒相對寫道：“百戰(zhàn)疲勞壯士哀，中原一敗勢難回。江東子弟今雖在，肯為君王卷土來？”蔡正孫《詩林廣記》卷六云：“荊公此詩，正為牧之設(shè)也。蓋牧之之詩，好異于人，其間有不顧理處?！敝鞏|潤在《史記考索·讀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書后》中指出：“其間堂邑侯陳嬰已定豫章、浙江，都浙自立為王，羽雖渡江，天下事已無可為者，此則時勢所趨，不特愧見江東父老已也?！薄妒酚洝分星宄卣f表明楚漢戰(zhàn)爭一開始后，東越人就占據(jù)現(xiàn)今湖南、江西、福建以及浙江南部、湖北東南等地且“不附楚”，并非項羽單槍匹馬就可以再創(chuàng)輝煌。明末清初的吳景旭所著《歷代詩話》八十卷，取材宏富，能鉤貫眾說，引述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后集卷十五“杜牧之”的觀點云：“項氏以八千渡江，敗亡之余，無一還者，其失人心為甚，誰肯復(fù)附之？ 其不能卷土重來決矣?！鞭裰T實際，胡仔對杜牧前述“二十八字史論”的批判之論確實是可以成立的，江東父老在此時確實難以顯現(xiàn)當初熱情，但毛澤東作為堅定的革命者對此論頗不以為然，曾在閱讀到《歷代詩話》中這段文字時寫下“此說亦迂”的批語，很大程度上傾向于人的意志的力量是無窮的，站在對其素來頗為喜好的樊川先生的支持者一邊。

　　歷史拷問：顏面與生命孰輕孰重

　　回家，是每個在外游子內(nèi)心情感十分復(fù)雜的事情。每屆年關(guān)，在外打拼一年的人都懷揣回家過年的念想從大城市回到自己自幼生活成長的故鄉(xiāng)，與家人團聚。但近鄉(xiāng)情怯也往往在所難免。賀知章詩句“少小離家老大回”就將漂泊人兒歸來的情景描繪得栩栩如生。

　　“茍富貴莫相忘”是一種虛擬態(tài)，是一種應(yīng)然的期待；“茍富貴自相忘”是一種冷酷的寫真，是一種實然判斷。正是如此，人一闊臉就變，不變亦難。這幾乎是人性本然，不可抗命。陳涉當年以“茍富貴莫相忘”作為彼此鼓勵的口號，但富貴之后就對昔日故友居高臨下，岸然自大，恰恰是“茍富貴自相忘”的明證。就富貴者而言，對于昔日同伴有時避之唯恐不及，生怕對方有求于己。不寧唯是，未富貴者即便未被富貴者相忘，有時自慚形穢，也有意敬而遠之，此即邊緣化者主動邊緣化。在某種意義上，不明白富貴之后的地位勢差可能就是不明達人情世故，不僅被旁人視為不知天高地厚，而且這種自己忘乎所以的態(tài)度甚至賈禍召災(zāi)。有道是“窮不走親，富不回鄉(xiāng)”。窮困者浪跡天涯，無顏見江東父老，有家難回；富貴者從偏僻之地在外闖蕩功成名就之后，一般會返鄉(xiāng)一次，這是衣錦還鄉(xiāng)，顏有得色，屬于炫耀，為自己的成功召開新聞發(fā)布會，但從此之后一般鮮有“?；丶铱纯础闭?，此非他故，害怕沾親帶故之人提出請托。沒錢的人回不起家，有錢的人不想回家。正是這樣，民諺云：“有錢不去兩地，沒錢不求兩人”。在農(nóng)村，有兩種人是不能去冒昧干求的：一種是關(guān)系不怎么好的親戚，一種是平時比較勢力的人。

　　千百年來，項羽“無顏見江東父老”的典故可謂家喻戶曉。這往往被解讀為項羽失敗后滿臉慚愧，因此不肯過烏江，在追兵急迫的情況下不得不拔劍自刎。但這種解讀可能存在誤讀，并沒有真正理解項羽“無顏見江東父老”的真正含義，并沒有真正解釋清楚項羽在當時情況下“不肯過烏江”的原因，也無法領(lǐng)悟項羽之所以“拔劍自刎”的真正動機。但我們可以設(shè)想，陳涉起義之前，就曾經(jīng)與在田間地頭勞動的伙伴相約“茍富貴勿相忘”。當項羽起事之際，拉出八千子弟兵，聲勢不可謂不浩大，對這些子弟兵的動員和美好前景的承諾必然不可或缺，否則沒有人會背井離鄉(xiāng)與自己赴湯蹈火。他們之所以愿意跟隨項羽遠征，就是存在遠景期望。而如今，這不是項羽個人榮辱的問題。八千子弟兵的父老鄉(xiāng)親將自己的至親托付自己，如今悉數(shù)沙場喋血，當每個父母親人詢問自己的兒郎的生死存亡的消息，這該如何回答。且不論戰(zhàn)爭取得輝煌的勝利，但勝利如果以八千男兒的性命為代價，也是帶著淚水的歡笑。更何況，這是以失敗落幕。

　　“衣錦還鄉(xiāng)”作為無顏見江東父老的反義詞，典出項羽攻占成陽后，有人勸其定都關(guān)中，但項羽故土觀念很濃厚，答曰：“富貴不歸故鄉(xiāng)，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后人由此延伸出了“錦衣夜行”的成語，隨后又衍生出“衣錦還鄉(xiāng)”的成語。和項羽一樣，劉邦奪取政權(quán)后志得意滿，不衣錦還鄉(xiāng)顯擺一番對其而言也是猶如暮夜衣錦繡而行，實在難以忍受，但劉邦自己此時大權(quán)在握，“威加海內(nèi)兮歸故鄉(xiāng)”可以對嘔心瀝血的有功之人封官晉爵，使其家人風光富貴，血食不絕。而項羽在窮途末路之際并非無愧江東父老所托。此時的霸王僅僅是光桿司令，本錢全無，試想霸王回到江東故地，聞訊而來的部下的親友自然會扶老攜幼打探自己親人的下落，即便沒有責備，但弱弱的一聲對自己親人下落的詢問，也情何以堪！ 誰無父母兒女兄弟，一個鮮活的生命，當初告別父母，離別家鄉(xiāng)，踴躍相隨打天下，如今均被告知不復(fù)在世，不可能沒有撕心裂肺的傷痛。父母呼喚兒子，妻子呼喚丈夫，兒女呼喚父親，陰陽相隔，呼天搶地的悲傷情景不難想象。

　　古人云：兵者，兇事也。戰(zhàn)爭是會要人命的。這不是個人榮譽的面子問題，歸根結(jié)底是命懸一線的大事。霸王回江東面臨的不是顏面有無的問題，首當其沖的是面對數(shù)以萬計的部屬親人前來“要人”的問題。對江東父老而言，霸王的顏面對他們作為現(xiàn)實的有感情的人或許并非舉足輕重，但自己家人隨霸王征戰(zhàn)辭別后一去不復(fù)返的殘酷結(jié)局卻是真真切切不容輕描淡寫的。不難想象，在江東等自己率領(lǐng)部屬歸鄉(xiāng)的父老鄉(xiāng)親成百上千，都想向自己打聽親人的下落，依閭翹盼親人歸訊卻變?yōu)榍缣炫Z般的噩耗，不是簡單幾句蒼白無力的安慰語言所能濟事的。對項羽這樣能大起大落的風云人物而言，面子所值幾何，通常不足掛懷，而是在良心上面臨道德譴責的問題。與自己歃血為盟弟兄慷慨起事，其他人都喋血沙場，勢必以一人獨生為恥，自己只有與之共同赴死的唯一選擇，這是紓解自己內(nèi)心愧疚的唯一出路。項羽此時的山窮水盡并非物理意義上的，而是心理意義上的。他盡管存在可以逃生的現(xiàn)實空間，但內(nèi)心的負罪感實際上已經(jīng)壓得他無法茍且偷生。歸鄉(xiāng)之路近在咫尺，但卻無法回到過生長養(yǎng)育了自己的鄉(xiāng)土。

　　歷史解釋：移情與反事實方法

　　伽達默爾認為，原文真正的意義始終是由解釋者的歷史狀況決定的，因此也是由客觀的歷史聯(lián)系的總體決定的。理解者與理解對象都是歷史的存在，文本的意義與理解者一起處于不斷的“涌現(xiàn)生成”過程之中，這種過程構(gòu)成所謂“效果歷史”。文本的意蘊只有在歷時性情境中才能通過各種理解顯露出來。傳統(tǒng)解釋學(xué)中的客觀主義努力于文本作者原意的迷信，沒有看到人類理解的歷史性。理解是以歷史性的方式存在的，在本質(zhì)上是一種歷史性的理解，是一種效果歷史事件，都是處于歷史的發(fā)展演變中的。解釋者應(yīng)該具有深刻的歷史意識，將文本含義同當時社會生活的本質(zhì)要求相互參照，以尋求兩者之間合理的結(jié)合點，效果歷史是科學(xué)意識的一種必不可少的要求。但這并不意味著，效果歷史意識其實乃是理解活動過程本身的一個要素。無論是否被意識到，效果歷史都在一切理解中發(fā)揮作用，如果對此予以否定，就是否定自己的歷史性。凡是在效果歷史被天真的方法論信仰所否認的地方，其結(jié)果就只能是一種事實上歪曲變形了的認識。凡在人們由于信仰方法而否認自己的歷史性的地方，效果歷史就在那里獲得認可。

　　在史學(xué)中，身處歷史長河之中的史家撫今思往，古今對話是史學(xué)的宿命。在這個意義上，歷史解釋本身就是效果歷史。即使對于歷史科學(xué)來說，效果歷史的反思也是歷史描述和歷史研究的基礎(chǔ)，如果想讓歷史描述和歷史研究完全避開效果歷史反思的判斷權(quán)限，那么這就等于取消了歷史描述和歷史研究。歷史理解要求我們有歷史性的視域，由此我們才能理解歷史；我們生存的歷史性又是產(chǎn)生視域的前提。我們必須從現(xiàn)在回顧和理解過去，我們又必須同情地理解過去，似乎自己就生活在過去的情景之中。歷史是在理解中生成的，歷史又決定著我們的理解力，而我們對未來的希冀也規(guī)定著我們對歷史的理解。正如伽達默爾所說，“理解甚至根本不能被認為是一種主觀性的行為，而要被認為是一種置自身于傳統(tǒng)事件中的行動，在這行動中，過去和現(xiàn)在經(jīng)常地得以被中介”，“理解從來就不是一種對于某個被給定的‘對象’的主觀行為，而是屬于效果歷史，這就是說，理解是屬于被理解東西的存在”。在這種不斷的循環(huán)解釋之中，歷史被形塑。

　　反事實方法在歷史解釋中確實非常重要首先就表現(xiàn)為問題的建立。按照康德哲學(xué)，我思的自發(fā)性不是由對象給予的，而是只能由主體自身來實現(xiàn)的，這種自發(fā)性是本源性的，是我作為主體的稟賦。連接是不能由客體給出的，而只能是由主體自身建立的，是我思的結(jié)果。恰如愛因斯坦所說，物理學(xué)不能像小學(xué)生那樣自然是如何就被動地予以接受，不能跟著經(jīng)驗走，而必須像法官一樣對自然現(xiàn)象進行審查。包括歷史學(xué)、法學(xué)在內(nèi)的社會科學(xué)更是如此，需要反事實方法提出問題。這種反事實方法其實在胡適的“大膽假設(shè)，小心求證”的方法論中得到準確的說明，而胡適的這種方法也是從中國傳統(tǒng)的乾嘉考據(jù)學(xué)先歸納后演繹經(jīng)典范式的革新版。其次，探究即在于棄同即異，別具一格，眾說競勝。這是歷史解釋作為探究性解釋與法律解釋作為獨斷性解釋不同的特質(zhì)所在。歷史學(xué)因為注重史料，所以往往容易陷入“文獻拜物化”的偏執(zhí)。思想史家休斯即曾經(jīng)提醒，歷史學(xué)家不能忘記的一個簡單的真理“就是新的研究進展不僅僅來自于新材料的發(fā)現(xiàn)，而至少也能來自于對已有材料的新解讀”。人可以創(chuàng)造歷史，卻無法改變歷史。這似乎自相矛盾，但可以創(chuàng)造者，乃歷史新紀錄；無法改變者，乃一去不復(fù)返的歷史客觀事實。歷史解釋只能按照當時情景進行復(fù)盤，不能以后人的想當然的自我感受扭曲原貌。移情的理解需要解釋者雖然無法卸掉自身歷史處境的鎧甲，但必須盡量設(shè)身處地在古人的情景中進行歷史解讀。事實上，歷史往往被刻意改寫，用冠冕堂皇的大詞掩飾原本的事實本相，造成一部分事實被遺忘或者不許被提及。職是之故，過去史家治史，一般都會對正史諱莫如深的事實利用筆記等雜史等加以復(fù)原，就是因為正史充其量反映歷史的一個側(cè)面，而對立面的鏡像則需要借助這種當時無法進入大眾視野的雜史的反光鏡加以呈現(xiàn)。在連篇累牘的歷史記述中，重要的內(nèi)容往往不會明顯直陳，相反往往被秘而不宣，一語道破就不復(fù)稱為天機。這需要對于歷史的考察具有敏銳的眼光。有道是：雙眼自將秋水洗，一生不受古人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