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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銳利最怯懦的是開刃的鐵，最堅韌最無畏的是絢麗的綢?！边@是《鐵與綢》開篇的劍形書簽上的兩句詩。我不知道它是出自作者還是編者之手，但看到這兩句詩，我忽然感到有了解讀此書的鑰匙。

　　在《鐵與綢》的“代跋”，也即作者與編者的對話中，我看到張煒反復強調的一個關鍵詞：“純詩”，這意味著，將此詩當作“敘事詩”、“自傳體詩”、“史詩”、“心靈史詩”，都是不準確的，有可能以少言多，以偏概全的。純詩意味著寫作的一種壓扁，即非歷史化，非具體事件性，甚至非故事性，按照瓦雷里的說法，是一種純粹的經驗之物，是提煉和抽象之后的東西。但同時，張煒又強調了該作中的“具體之物”的作用，即“鐵”與“綢”這兩個古老原型或意象——它們都是齊人發(fā)明的，是齊地舉目皆可見到的什物，所以，鐵與綢，它們的深意就此得以延展，一個剛硬，一個柔軟，一個代表強力，一個見證人性，從哲學上講，它們既是一對物性意義上的冤家，也代表了世界普遍的辯證法；如果伸展開來，亦是齊地文化乃至文明與歷史的代言之物。

　　作者告訴我們，須還原到事物的具體性，方能夠正確進入此詩。然而要想真正能夠進入和讀懂此詩，又無法不將之看作是一個多重的“套疊文本”，即一個刻意壓扁的“文本組合體”。其中有具體的故事，黑心礦主將七個礦工和“我”——一位“東夷史學博士”埋葬于地下，而礦主的女兒則充當了搭救者與共命運者。在這兒，“鐵與綢”構成了強暴與柔情兩者的對立。首先，從歷史的角度看，我理解張煒是藉此對于齊國以及東萊的歷史與文化，來一次詩意的巡游，仿佛但丁《神曲》中歷經幽冥三界的情境。我猜想，詩人基于他對齊和東夷歷史文化的長期研究，知之深，愛之切，試圖在華夏古文化的廣大版圖中，描畫出一個不同尋常的浪漫之國的烏托邦。這其中當然也有善與惡、正與邪，有強暴之鐵與柔情之綢的分立，但齊國山海相接的壯麗自然，東方仙山的浪漫傳說，雄踞東方的富有與智慧，民間與人民的非凡創(chuàng)造力，還有那些在史書中被書寫的種種亂情與悲情的女性，乃至齊國對于暴秦的抵抗與最終屈服，齊文化的向東遷移與沉淀……詩人通過對大量正史材料的發(fā)掘，對于歷史情境的還原描寫，為我們呈現(xiàn)出了一個巨大的古文明的輪廓。這一文明與我們通常所理解和想象的傳統(tǒng)之間，構成了豐富的異質性——它活脫而浪漫，富有而豐盈，浩瀚而多神秘。在筆者視野里，這是中國當代作家在詩歌中首次正面的、以巨大筆觸處理類似的歷史內容，是一次具有史詩視野與想象力的再現(xiàn)。無論是對于齊姜、莊姜之美，詩人皆超越了歷史中那些倫?；挠顾坠P墨，仿佛希臘史詩中的形象，賦予了她們大海的背景，將她們悉數(shù)變成了美的化身。這當然也應和并印證著詩人對于現(xiàn)實中那位女性——礦主女兒的描寫，對她的態(tài)度。因為她在黑暗中的出現(xiàn)，這壓抑中的生命頓時變得充滿了愛意。

　　這番對齊國與東萊歷史的描繪，某種意義上是一次“東夷史”的穿越，一次主人公精神意義上的返鄉(xiāng)，既是對歷史的回溯，也是對于其文化精神乃至文明形態(tài)的尋覓與歸返，對于自身求知與成長歷程的回顧。因此，《鐵與綢》最終也仍是一個自傳體的敘述。這是張煒四十年寫作中一以貫之的另一個原型主題。張煒無論是寫歷史還是現(xiàn)實，寫具體的故事，都帶有心靈史的色彩，這部作品也不例外。詩歌中的第一主人公，無疑是一個學者，一個研究齊地歷史與東萊地方史的專家，他同時也是一個深陷現(xiàn)實困頓，在性格上兼具鐵血與柔情的智者與詩人。顯然，“鐵與綢”也成為了一個文明的辯證法，它是解剖歷史的方法論，以此我們可以觀照和理解歷史中那些人性、靈魂與血肉的處境，可以感知齊都臨淄那不可方物的繁華盛大，想象稷下學宮里古文明的燦爛燈火，感知齊王被擄餓死的悲情，還有萬民修建齊長城的艱巨。所謂歷史，就是這樣一部無法敘說的大書。

　　這構成了這部長詩作品的主要內容。從寫作的抱負看，我以為詩人是想藉此對他所長期浸淫的齊文化，來一次盛大的建構——只是這建構由一般性的史籍研究，轉化為了荷馬式的想象，轉化為了史詩的筆觸。如果說張煒年輕時，是信守著一個善與惡對立的人性模式的話，那么在他深入中年以后的作品里，我們所看到的更多是善與惡的糾結與共生。